考虑之后，钱谦益给吴瑛两个选择。

一个是杖责三十大板，然后在陈家银产剩余三万两中拨出三百两给吴瑛当生活经费，让她自己选择居住地点，改嫁他人或独身都可以，留在南京也可。

另一个选择是免去三十杖责，回到松江华亭,为陈宗裕守寡并照顾幼儿，陈家银产三万两除了分配给陈家其他族人和儿女之外，剩余三千两给她。

吴瑛没有丝毫犹豫，立刻选择第一个。

至此吴昌时主谋的纵火案、行刺案算是基本了结。

钱谦益的重心也完全转移到对南直隶战时新政措施的监督落实上。

崇祯二年，二月二十六日。

阮大铖被抓回到南京。

他在桐城和怀宁交界处躲藏了一阵，终究还是被人告发，给抓获归案,又押解往南京了。

不过一到南京，正好碰上钱谦益把几件大案审完，罪魁祸首是吴昌时，和阮大铖无关。

阮大铖自然无罪释放，他对钱谦益感激涕零。

向钱谦益毛遂自荐，愿意为钱谦益此行任务出谋划策，提供各种支援。

此时凌濛初也回来了，他在南直隶有代表性的几个府考察，主要是淮安府、扬州府、苏州府、常州府、徽州府。

此时也到南京，向钱谦益报告。

和北方相比，南直隶各府推行战时新政确实进度慢了许多，力度也弱了许多。

究其原因还是江南东林系士子在各地的强大影响力。

大部分读书人即便对战时新政没什么明确好恶，也都被他们裹挟着反对。

至于少数理解支持战时新政的读书人，在巨大的舆论威压之下，往往噤口结舌，不敢轻易发出不同的声音。

生怕触怒主流舆论，落得一个万夫所指，群起攻之的下场。

这些激进士子不仅在读书人群体中有强大影响力,而且在城乡下层贫民、雇工雇农那里，同样有巨大的号召力。

激进生员只要稍作号召,大量下层百姓就会应声而起，围攻被他们指为奸邪的人员，抢劫抄掠，甚至焚烧屋宅。

钱谦益听了凌濛初的报告后默默点头。

这和他过去的观察，以及在苏州府昆山县，还有松江府华亭县考察到的情形，也都符合。

要想在南直隶落实新政，就必须破解这种状况。

阮大铖则向钱谦益分析道。

许多局面看似难办，实则要改变，只在于势的扭转。

过去民情士心在东林士子这一边。

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占据了两个高屋建瓴之势。

一个势是道德崇高之势。

东林所以能把控舆论，操控人心，在于其向来标榜道德崇高，廉洁刚正，敢于不顾个人得失，不取媚君上。

这个形象深入人心，则和东林意见对立者，不言自明就成了品格卑污，阿谀媚上的小人。

若只是空有崇高之势，而没有实利上的好处，自然也难以持久。

而东林和后继的各类生员会社厉害之处恰恰在于，能把这崇高之势，转化为实际名利。

违逆此势，纵然暂时得志，很快也会身败名裂，下场极惨。魏阉、顾秉谦之类就是明证。

顺应此势者，暂时受厄，也会时来运转，纵然一时赴死，也会死备哀荣。

掌握此势，东林就能控驭读书人的好恶舆论。

另个势是为民请命。

东林之一举一动都是打着为民请命之旗号。

反对朝廷种种增税措施，也是到处散布灌输舆论：朝廷增税，必定让小民负担更重，民命不堪。

将其视为不言自明之理。小民也果然对东林系的宣传深信不疑。

所以东林也能控驭江南民心。

要在江南改变局面，只在于扭转这两个势。

分析到这里。

阮大铖两眼发光道：

“如今明公破获吴昌时大案，却正是趁热打铁，一举扭转这两个势的最好时机。

“实则在江南士林之中，真正和东林站在一起，坚定反对战时新政的是少数，理解支持朝廷新政的也是少数。大部分人还是中间派。只是因为东林占据两势，中间派不得不被东林裹挟。”

“若是让东林丑事曝光，让原先不敢说话之人，也敢出来痛斥，第一个势扭转，中间派倒向另一边，则士林倾向便可天翻地覆，原先坚不可摧者，也会土崩瓦解，势如破竹。”

“至于下层小民之心，也只需把东林谬论针对性加以驳斥，反复灌输，朝廷增税，负担未必转嫁到贫民，而是让豪阔富门穷奢极欲之挥霍大受制约减少。若是小民不放心，朝廷也可让地方平民监督增税后，豪门是否仍旧如先前那般无节制挥霍。确保所增之税，真正用于国家实利。增小民监督之权，便可化解东林依仗的第二个势。”

钱谦益对阮大铖的分析深表赞同。

许多事情只要找到最根本的关键点，